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你是否有过“我是刀子嘴豆腐心”经历――见孩子不听话，一顿尖锐的批评，然后说“孩子啊，我这都是为你好啊”。

但如果你“尖锐”的话语对孩子不是“教育”，而是“伤害”，恐怕那个所谓的“豆腐心”不要也罢。

【1】

有人很骄傲于自己的爽直脾气：“我就是个直肠子，有啥说啥!”但这样的脾性在教育中未必合适。

好的教育，无论是发生在师生之间还是亲子之间，可能都会有所保留，要给孩子一定的容错空间。“错!错!错!”“怎么这么笨!”这一类妄断的话还是轻易别出口，一旦出口，真正蠢笨的可就是自己了。大体上，教育是属于“婉约派”而非“豪放派”的。

有人颇自豪于自己的刚正严明：“我眼晴里揉不得半粒沙子!”这样的“美德”对教育来说却可能是灾难性的，教育者面对孩子，眼里必须揉得进沙子，胸中必须装得下几番错误，心里必须容得下诸多瑕疵和缺陷。

很多时候，教育是一门妥协的艺术，我们不但要跟孩子妥协，还要跟也会对孩子施加影响的他人妥协，更要在自己望子成龙的期望与现实可能性之间找到妥协点。揉不得沙子?就是一根刺也要忍得呀。

有人为自己某一回教子时情绪上的发作辩解：“我是刀子嘴豆腐心!”可是在我看来，这样的“豆腐心”不要也罢。我觉得“嘴”跟“心”是连在一起的，言辞尖刻似刀，咬牙切齿句句伤人，你怎么让人相信其心柔软良善?

【2】

所谓“刀子嘴”其实就是在逞语言的暴力，其对孩子身心的伤害不容低估。

刀子嘴豆腐心当然比口蜜腹剑好，只不过后者属大奸大恶，基本与我们的日常无涉。教育孩子时，无论身段还是语言，都不妨柔软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

梁漱溟先生回忆小时候，他的父亲对子女绝少疾言厉色，而是循循善诱的。有一次，他因为找不到积蓄的一小串铜钱，发急吵闹。其父在庭前树枝上发现，让他去看。梁漱溟见树上有父亲写的一张小纸条：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，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，到处向人寻问，吵闹不休。

次日，其父亲打扫庭院，见钱悬树上，乃指示之。小儿始自知其糊涂。既无训斥，又无说教，只是诱导孩子通过看纸条上的内容而自悔。

这种教育方法不着痕迹，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，以至于梁漱溟先生到了耄耋之年仍念念不忘此事。

【3】

还有比梁漱溟父亲借纸条育儿更为“婉转”的例子。杨绛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一书中写过这么一则故事：

有位她从小很喜爱的劳神父，一次当她回家过暑假前送她一个礼物。礼物用白纸仔细包着，杨绛不知里面是啥。劳神父先是给九岁的杨绛讲了两个偷吃禁果受惩罚的故事，然后把纸包交给她，说：“你得上了火车，才可以打开。”杨绛一路上忍住诱惑，真的到上了火车才打开纸包。

令人称奇的是，她撕开一层纸，里面又裹着一层纸，一层一层又一层，纸有厚薄软硬，而每一层都用浆糊粘得非常牢固。直到撕开十七八层纸以后，礼物才算真正现身――是一盒巧克力糖。

这盒巧克力，她与一道坐火车的姐妹分吃了几颗，其余的带回家与父母共享。她觉得与家人一道吃糖，味道更好，也非常开心。一盒巧克力糖，劳神父为何要让小杨绛上火车才打开?

为什么要用多达十七八层的废纸把它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?

杨绛九十岁那年还在琢磨。她当初以为是劳神父勉励她做人要坚定，勿受诱惑，为了防她受诱惑，贴上十七八层废纸，哪怕她受诱惑拆了三层四层后还有反悔的机会……

九十岁时明白，劳神父一心要她把那匣糖带回家，和爸爸妈妈等一起分享。“九岁听到的话，直到九十岁才恍然大悟，我真够笨的!够笨的。”聪慧的杨绛这样感慨。

【4】

好的教育是能让人一辈子回味的。

当面对表现顽劣的“熊孩子”时，当面对屡教不改的“问题学生”时，身为父母师长，勃然大怒是容易的，说一些狠话、希望能通过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奏效也差不多是一种本能，只是其教育效果恐怕要存疑。

近年来我的确怀疑过，国人多推崇的傅雷式家教究竟能否算真正成功?

傅雷以严苛著称的家教当然有可取之处，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位钢琴名家，但他的带点病态和偏执的、常常呈雷霆万钧之势的教育方式事实上深深伤害过傅聪兄弟，同时也更深地伤害到自己，而这样的伤害是无论什么“成就”都无法补偿的。

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，其中亦有偏颇之处;何况教育手段也因人而异，赏罚并举、刚柔相济当然是更理想的方式。

能“直捣黄龙”当然是教育者的一种本事，但我认为包容、婉转、妥协、柔软等似更应成为父母师长的教育禀性，太多的教育效果都是曲折(间接、延宕、反复)实现的。